客厅的儿童书架，欣欣常在这玩
从2017年大女儿出生开始，张莉就租住在这里。张莉今年41岁，穿着深蓝色的薄毛衣和牛仔裤，留着齐肩短发。她身形纤细，面容憔悴，深陷的眼窝下是厚重的眼袋。她面前，一沓沓A4纸散乱地堆在桌上，旁边的窗台上一盏蜡烛静静地燃烧。那是她为去世的小女儿欣欣点的。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0月21日，3岁的欣欣从22层卧室窗户坠亡。一回忆起那天，张莉就掉泪。她细数着那天发生的一件件事情，这些天里它们一直在她的脑海里徘徊。
10月21日早上七点，7岁的大女儿起床，姥姥孙萍给她穿衣，姥爷张宏景做饭。张莉是海淀一所知名学校的音乐老师，周一没课，可以晚些去学校，便陪着小女儿在床上躺着。她惦记欣欣的身高，三岁半的她身高约95厘米，其他同学已经冲百，“差好几厘米”。她想约个医院专家，追上其他孩子的身高。七点半左右，她给欣欣穿衣服，期间还接了一个视频，是在深圳工作的丈夫打来的。随后她给欣欣洗漱、喂饭，还讲了两本绘本。
欣欣的英文绘本，很多都没来得及看
忙碌一直持续到十点左右。那时，孙萍已经送大孙女上学回来。张莉要去学校备课，出门时，张莉看到母亲有些疲惫，便给欣欣一本绘本，让她自己用点读笔点。欣欣将张莉送到门口，眼神里满是留恋。张莉安慰她：“妈妈上班才能给你买各种吃的呀、用的呀、穿的呀。”欣欣的眼神“可怜巴巴的”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张莉在她的左右脸颊上各亲了一下，关上了门。没想到，这是最后一面。12点15分，张莉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，她从未听过父亲那样一种语气，“莉莉，天都塌喽，你快回来吧。欣欣掉下去了。”
送医后，欣欣没抢救回来。两位老人十分自责，再没笑容。两人今年都是69岁，头发灰白，但因常年锻炼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。他们来自四川眉山底下的县城，都是乡镇老师，只有张莉一个女儿。2009年之后，孙萍和张宏景先后提前退休，来到北京与女儿一起生活。两个外孙女都是他们一手带大的。
看着父母孤独的背影，张莉不知如何安慰。只有“维权”能让他们暂时打起精神。欣欣是从卧室的窗户掉下去的。张莉告诉记者，房间的窗户还是初建时的推拉窗，窗户一直锁不上，纱窗也坏了，但好在窗户外面还有房东之前装的防护栏，向外延伸，能置物，也能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。但在欣欣坠亡前2周，张莉所在的高2号楼进行老旧小区改造，施工方将他们家三扇窗户外的护栏全部拆除。他们认为，这是造成欣欣坠亡的因素之一。
出事后卧房的窗户被粘上胶带和铁块卡住
姥爷张宏景告诉记者，欣欣出事是在中午11点40分至50分之间。那天张莉走后，张宏景搬把凳子，端起一大盆衣服在客厅洗。孙萍前一晚失眠，有些疲劳，在一旁坐着，欣欣一会儿坐在沙发上看书，一会儿在书架前玩玩具，跑来跑去。11点多，张宏景去淘米做饭，洗菜切菜。等他扭头回到客厅，妻子孙萍刚从厕所出来，他们发现欣欣不见了。老人的卧房里，窗户大开，靠窗的床下放着欣欣脱下的鞋。“完喽！”带着不详的预感，张宏景冲下楼。楼底的绿化带里，欣欣蜷缩在地上，半人高的冬青被砸出一个窝，嫩枝条折断。
从小镇到北京
家里到处都是欣欣的痕迹。客厅白墙上，一张汉语拼音表和一张中国地图上，一道弧形粉色丝带围着“3”字形的气球。4月19日，家人刚给她庆祝完3岁生日。一旁角落的大白塑料袋里，全是给欣欣买的英文绘本，得有几十本，很多都还没来得及读。张莉说，欣欣今年九月上幼儿园，国庆节末尾感染支原体肺炎，输了两种药水都不管用，最后换成多西环素，才逐渐好转，原本计划过两天就去上学。欣欣坠落的卧室和客厅的三扇窗户，出事后被透明胶带死死封紧，痛苦和自责被圈禁在这个家里，待一会就让人觉得透不过气。
欣欣三岁生日
张莉从2017年就租住在这套房子里。这是张莉毕业以来换的第四个出租屋。200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，张莉入职一所大学当音乐老师，后来到了现在成为海淀“七强”之一的中学。两个工作地点离农科院小区都不算远。搬进农科院是为了大女儿，那时她才几个月大。张莉说，他们原来租住的房子，楼底没有任何休闲空间，农科院设施齐全，有“东花园”“西花园”，还有一个“种子库”。东花园有凉亭、滑梯和球场；西花园树木高大，有假山、健身器材，很适合孩子跑动。搬进来前，孙萍就常带大孙女来玩。孙萍的手机里存了很多欣欣在小区玩耍的视频，三岁的她玩滑板、轮滑，跳绳一口气能跳30多个。
小区的学区是农科院附小，这是附近最好的一所小学，张莉的大女儿就在这里念书。一位小区居民告诉记者，不少租客都像张莉一样，为了孩子上学搬到这里。但毕竟是老小区——高2号楼里，粉刷一新的墙壁也掩盖不了设施的衰老，楼道灯光昏黄，不少灯都是坏的，开关摁不动；许多居民家还是带窗的铁门，站在门外能听到里面放电视的声音；电梯常常损坏，两三天才能修好。张莉一家搬进来时，家里的玻璃窗和纱窗就都锁不上。房间里只有简单的家具，几把椅子靠背已经破烂，用透明胶带粘着，冰箱也粘着胶带。大女儿的书装成四个白色塑料箱，整齐地码放在地上。唯一买的两件新家具是大女儿的白色书桌和一人高的学习灯。
在一家人传统朴素的认知里，房子是租来的，能凑合就行，“钱要花在刀刃上”。“我们是想着攒钱买一个大小和位置合适的房子，再好好装修。”扎根北京一直是张莉的梦想。张莉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，大学考取了西南师范大学音乐系。本科期间，张莉维持着高中的刻苦，毕业前，她拿了国家一等奖学金、优秀班干部和重庆市三好学生，并获得了本校保研资格。但她没太犹豫就放弃了——优秀的师兄师姐都考去北京，她也想去北京。2008年研究生毕业，正值经济危机，工作很不好找，多数同学都选择回家进高校。“那会可能有个执念，就想留京。”张莉说，自己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别人觉得留在北京厉害，她就要留在北京，“应聘岗位的唯一要求就是给户口。”
鞋架也是用胶带粘的
父母也支持张莉的决定。张莉的父母都是乡镇学校老师，两人均为农村出身，女儿出生后，给予她最好的生活是他们共同的目标。两人收入并不算多，但有生意头脑，工作之余兼做一些小生意。张宏景毛笔字写得好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村镇屋前流行挂牌匾，他们嗅到商机，买来木头牌匾，张宏景用金粉写上毛笔字，刷上油漆晾干，拿去镇上卖给批发商。搬进县城后，他们改办辅导班、跑职校招生和卖保险。一到暑假，就能看到张宏景骑着摩托车，带着孙萍在各个村子间穿梭。最高时一个暑假，他们跑招生挣了2万。张莉一二年级时，父母就给她买了电子琴。初三，父母又花一万多给她买了钢琴，“那时几乎没有老师家庭买得起”。
2009年，因操心女儿的婚姻大事，孙萍提前一年退休来到北京。2013年，张宏景也来了，他卖掉老家县城的房子，在昌平区沙河镇以50万首付买下一套房。他们希望这能作为女儿日后换房的根基。房子买在低点，房价蹭蹭上涨。2016年张莉成家后，一家人开启了买房换房的投资计划。2015年，北京房价迎来一波上涨潮。2016年底，孙萍卖掉沙河的房子，在通州北京市政府附近，首付30%买下一套90余平米的房子。2017年初，小两口凑钱又买了一套。同年，他们听闻海南将要建立自贸区有升值空间，又在海南买入一套50平米的房子。
这些房产都不在城市的中心位置，总价值并不算高。孙萍说，他们原先有个“五年计划”，即用5年时间等待房子升值，然后全部卖掉，换成他们心仪的房子。在他们一步步的计划里，那所房子已经有了雏形：最好是在农科院小区。一家人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，张苹每天都会去小区里跑步，她也与不少租户交了朋友。小区房价10多万一平，面积80平米左右，总共房款接近1000万。一切还没来得及，悲剧就发生了。
压力下的家庭
在张莉家采访的几天里，最大的感受是忙碌。张莉大女儿今年7岁，每天放学到家，张莉要陪她练钢琴，还要辅导英语、数学作业。她的卧室门口，张贴着一张时间表，记录着她每天放学时间，以及各时间段的学习任务，精确到分。欣欣还在时，姥姥孙萍会坐在沙发上教欣欣识字，给她讲绘本，“老大3岁就认识了1000多个字”。等到大女儿写语文作业，曾经是语文老师的孙萍则进屋替换张莉。张莉说，2020年丈夫李辉到深圳工作后，照顾两个孩子的事情就落在了她和父母的身上，父亲负责做饭、洗衣方面的家务，母亲照顾孩子，张莉自己既要上班，又要带孩子，三个人甚至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天。
这样忙碌的生活，从张莉毕业后就没有停止过。工作后，上课之余她会去其他学校当外聘老师，跑琴行教课，还参加合唱团的项目，一个人打三四份工。直到孩子出生，工作又变忙，她才没去打工——四五年前，学校扩招，她的课程从8节翻到16节，平常还要带合唱团，有时下班到家已经八点左右。最近这两年，她又处于评职称的关键期。入职十年，张莉一直停留在一级教师职称（中级职称），这几年正在为高级教师职称准备。女儿出事后，张莉一直后悔，如果自己没去备课，“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？”
来北京与张莉一起生活的父母也一直没有停歇过。来北京第一年，两位老人就奔走于各个辅导机构，孙萍教语文，张宏景教书法。张宏景记得，最早名气没打开时，他最远去过石景山教课，去一趟近2个小时，先坐4号线，再转9号线，下车后坐公交，还要再走一段路。在国家图书馆带班时，他埋下头手把手教学生，多年的颈椎病复发，“不是手麻颈痛，是天晕地转”。
事发的高2号楼
这些努力背后，既有一家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期待，也有现实的生存问题。2020年，女婿李辉到深圳发展。李辉家在江西农村，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在体制内做研究员，这份工作他很喜欢，但相对清贫。直到2012年，他才拿到单位限价商品房的资格，在偏僻的东六环有了一套60平的小房子。而他的同学，有的已经年薪百万。去深圳是他作出改变的尝试。2022年，通往深圳和中山的深中大桥正在建设，全家凑钱又在附近买了一套房，他把公积金取出来，贷了款，才付了首付。自此张莉和李辉两人背负着4个房贷，每月3万多元。除此之外，家里的大花销还有大女儿每月七八千元的辅导班费用、一万元的房租。
“外地人来北京，就是来打拼的。”奋斗了一辈子的孙萍说。直到去年房价下跌，被打断生活计划和目标的他们才开始有些气馁。李辉估算，通州的两套房跌幅超过30%。去年秋天，他们挂牌出售，一直到今年秋天才卖出去。售价比原价低几万，几年的利息也打了水漂。出事前一晚，孙萍还劝女儿，“房价跌了就跌了，大家都跌”。
与此同时，李辉单位降薪，每月到手工资大幅下降。孙萍说，女婿今年年初还贷款已经很吃力，不得不找他们借钱周转。张莉也取消了大女儿的数学补习班。让她遗憾和自责的是，辅导大女儿占据了她太多的时间，她还没好好陪伴欣欣，“很多孩子3岁就开始学英语，欣欣都没报班”。作为老二，欣欣很少有新衣服，都是捡姐姐的，鞋子也是几十块钱的二手鞋。“孩子脚长太快，品牌的新鞋要三百多，穿几天就穿不下，能省点是一点。”孙萍说。
忙碌、焦虑中的一家人并没有太注意小区改造的事情。仔细回忆起来，孙萍记得，9月中旬，有两位工作人员曾两次上门，询问是否拆除防盗窗。张莉联系房东，房东担心护栏年久损坏，同意拆除，“她说以后再安新的”。张莉并不情愿，但作为租客，她也没多说什么。那些天，正值欣欣感染支原体肺炎，两位老人每天带她去儿童医院输液，没太注意是哪天拆的。她只记得那几天回家后，屋子、楼道里全是灰尘，味道也有些呛人。10月14日，张莉忽然看到窗外空荡荡的，有些担心，她在居民群里询问施工单位工作人员，“请问，旧的护栏拆掉后，可以安装新的了吗？”没有人回复她。
责任
事情发生后，李辉请假回家待了一个月。他每天抱着电脑，从早到晚查阅文件、法律条文、群聊信息，他们觉得除了自家看护的问题外，施工方也应当承担责任。他桌上堆着七八个文件夹，每个文件夹里十来份文件。仅《关于我女儿施工现场高坠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法律责任分析》一份文件，就有17页。文件详细阐述了他们认为施工方存在的过失：施工方未告知住户防护栏的具体拆除时间，并进行风险提示；拆除后，施工方并未进行风险防护；10月14日，拆除后，面对家属询问是否可以重装护栏，他们并未回复，贻误了安装时间，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农科院小区
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林小建律师是张莉和李辉的朋友，曾陪同他们前去报案，并提供法律咨询。林小建告诉记者，派出所以排除他杀、谋杀为由拒绝受理，但并未考虑重大事故责任和安全生产事故。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江丞华律师告诉记者，此案中施工方应当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规定，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2021年出台的《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标准与技术导则》 明确规定，“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中，应区分作业区、危险区和工程相邻影响区，应设置安全警示和引导标志，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。”
江丞华指出，高层护栏的拆除可能导致高坠，这是并未超出一般正常人可理解范围的可预见的风险。施工方虽然征得了业主的同意，且提前在小区业主群中进行了告知，但仍未尽到足以消除施工带来的安全隐患的安全保障义务，存在过错。家长未能尽到合理的安全看护义务，亦需要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，但这不影响施工单位需要承担的责任。
“居民楼的防盗窗、护栏拆除一直属于模糊地带。”李春青说，防盗窗、护栏是以前城市发展的产物，低层用来防盗，高层则有防坠目的，数量庞大。北京市的一则数据显示，今年2月至6月，全市累计整改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、铁栅栏、广告牌等障碍物的问题4.37万处。中国消防提到，截至今年5月，全国共排查拆改违法违规设置的防盗网、防盗窗、广告牌约880万处。《消防法》规定，学校、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，但居民小区护栏的整改尚存法律空白。
出事后卧房的窗户用透明胶布粘住
拆除护栏后，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，不同小区有不同的应对措施。北京海淀区茂林居小区曾为全体居民购买家庭财产意外险，通州区云景里小区则免费为居民更换金刚网纱窗，兼顾防盗和孩子误开坠窗。李春青说，若项目资金不足，项目部也可以通过提示方式，提醒居民注意风险。李春青说，因为居民未同意，她当时负责的小南庄小区没有拆除护栏。
如今，路过小区花园，一看到带着孩子的邻居，孙萍会立马扭头离开，“我不好意思见他们，我没有带好孩子。”欣欣去世前，为了增强孩子免疫力，只要没去幼儿园，两位老人每天都会带欣欣出门三次，一次2小时，出去晒太阳和运动。他们照料十分细致，每次出门，萝卜水、山楂水，至少熬两种水带上，再带上勺挖苹果泥喂。
只有谈起出事前的欣欣时，一家人的眼睛才会重新亮起来。欣欣有一张圆嘟嘟的脸，夏天时扎着四个朝天小辫，性格开朗，喜欢开玩笑，每次见到快递员都会喊“臭叔叔”，对方回“臭宝宝”。每次算全家人数，她总会把小时工阿姨算上。她运动天赋很好，十几斤重的轮滑鞋自己穿上，让姥爷扣上卡扣，自己学会。如今，关于欣欣的思念，都寄托在窗台一直燃着的蜡烛上，蜡烛旁边放着一碟玩具和水果。那里面是欣欣喜欢的手串、积木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除林小建、李春青、江丞华外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记者｜陈银霞
实习记者｜施雨
编辑｜王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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