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的一天 早上七点多

八月的一天，早上七点多，妈妈打来电话说，爸爸去世了。她夜里三点多发现的，但到七点多才给我打电话，怕吵醒我。她跟我一样没什么生活经验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说问了别人，好像是要给110打电话，我说，我马上就过去。下楼，开车，开了也就十分钟，就接到电话，是警察，上来就问某某处有一位老人去世，是你父亲吧？你对老人的死亡有异议吗？我愣，异议？没什么异议啊？警察说，有异议我们就把尸体拉走，没什么异议你就办手续，找社区医院找120，给120打电话吧。我就给120打电话，说家里老人去世了，120说，去世了我们就不能派车去了，找派出所找社区医院开死亡证明。这边挂了电话，警察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：你给120打电话，可别说老人死了啊，死了他们就不派车，就说病危，让他们派车来，来了他们看见了情况，就能开死亡证明了。我说，刚打了，说死了。警察问，你多大岁数了？我说，五十多了。警察说，你五十多了，你这点儿生活经验都没有？我说，是啊，我也是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。

早高峰车辆拥堵，九点多才到城里。父母家楼下，停着一辆警车，一辆120救护车，120的医生正在开死亡证明，核对户口本，三三两两的大爷大妈在一边观望，我上楼，家里有三个警察，黑衣服，短袖衬衫，胳膊上别着对讲机，看样子是刑警，我先去我爸屋里看了一眼，老头儿略僵硬的躺在木板床上，一条腿曲着，微微睁着眼，警察问，你工作单位是哪儿？我想了半天，忘了自己工作单位是哪儿了，警察说，别着急。家里的门敞开着，邻居家的门也开着，邻居老太太跟警察说，我这防盗门坏了，你帮我修修。警察就给老太太修防盗门，折腾了几下，跟老太太说，您还是找物业吧。妈妈有点儿慌张，我安抚她到另一间屋里坐下，警察说，你们对老人的死亡没异议，我们就走了，这是正常死亡，不要打110，110是报警电话。送走警察，120的医生和护工上来结账，死亡证明开好了，你们把车费结一下吧。我结了账，问，该怎么送到殡仪馆去啊？护工见我没啥生活经验，留了一个号码给我：打这个电话。

接电话的白事先生说过会儿就到。家里清静了，我在我爸床边上坐了一会儿，又陪妈妈坐一会儿，又去看一眼爸爸，再跟妈妈说两句话。差不多过了一小时，两位白事先生开着辆GL8来了，我们在车边谈价钱，车里有寿衣，价钱都差不多，有骨灰盒，有好点儿也有一般的，想早点儿烧，就去通州殡仪馆，那边不用排队。我说，烧了吧。两位白事先生上来，进了屋，先对遗体深深鞠躬，吩咐烧一大壶开水，给老人擦身体。我准备了两个红包给他们，后来想，在下面谈好了一价全包，按理说不用再给红包了。爸爸眼睛闭上了，身体擦干净了，穿上了寿衣。妈妈说，你爸老说，要烧他的时候，把那个收音机跟他一块烧了。床边桌子上有一台录音机，也能当收音机使，三洋，大概在我们家三十多年了，个头儿不小，白事先生看了看说，太大了。我也觉得太大了，我曾经送给我爸爸一台索尼收音机，大小像一张名片，很薄，如果烧那一台收音机还好。

我爸爸喜欢听收音机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收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转播，同学要睡觉，把收音机关了，我爸爸就跟人吵架，收音机还是那位同学的。后来他跟我聊庄则栋徐寅生怎么打乒乓球，大概都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。他眼睛不好，视网膜萎缩，一点点加重，喜欢收音机远远多过电视。我这两年做播客节目，暗含的一个心愿是他老人家能听听，他听，翻来覆去的听，一期节目能听四五回，用我妈妈的手机听。那台老旧的三洋，可能是他拥有过的最贵的录音机，太大了，不好一起烧。所以，我爸爸被抬出去的时候，没带走家里的任何东西，寿衣从里到外都是刚买的。我爸爸被抬出去的时候，我妈妈哭了，说，就这么走了啊。我爸爸被抬出去的时候，寿衣裹着头，固定在担架上，到楼下，放进GL8，GL8经过改装，后边一半堆着各式骨灰盒，另一半正好放进去一个人。我在路边取了车，按照导航去通州殡仪馆。后来我接到停车费短信通知，从九点十分到十二点半，不过就在路边停了三个小时多一点儿。

路上太饿了，早上没吃饭，到了通州，饿的不行，在一个小店里买了一份烧饼夹肉，吃了大半个，继续开，路过富壁路，经过了格拉斯小镇，原来这个著名的别墅区就在这里啊，再开一会儿，就到了通州殡仪馆，门口停着两辆GL8，两位白事先生跟另外两位白事先生聊天呢，殡仪馆中午休息，下午第一拨儿就能烧上。

把车开进停车场，白事先生去办手续，遗体从GL8上转移到殡仪馆的铁床上，手续办完了，进入殡仪馆的大厅，服务人员叫我上前再确认一下，打开蒙在脸上的布，我再看一眼爸爸。又等了会儿，服务人员推着铁床到九号炉子边上，边上那一炉，送行的人不少，有人嚎啕了几声，我这边就我一个人，服务人员让我到告别厅等候。我看那炉子的结构，一次只能放进去一个人，疫情时有传言说殡仪馆排大队，一炉子烧好几个人，看来传言不属实。告别厅较简陋，一次成型的连排塑料椅子，跟白事先生结账，白事先生跟我加了个微信，说他也卖墓地，想买墓地的时候再联系他。

我在空荡荡的告别厅里坐着，心里忽然非常难受，我拿着手机，找出史文朋的一首悼亡诗，那首诗很长，我抄下来几句：

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,

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,

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

Whatever gods may be

That no life lives for ever;

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;

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

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.

过了一阵儿，听到里面喊爸爸的名字，烧完了，推门进去，骨骸已经从炉子里推出来，还能看出来人形，肉成灰儿了，骨架还在，服务人员用一个锤子敲打骨头，我有点儿惊讶，没想到烧完之后，还能看到一个人的形态，服务人员敲打着，问我，老人家做过手术吧？我说，是啊，做过，腰上钉过几颗钉子，他指着骨灰中的一排钉子，说，烧不坏。我看那几颗，心里想幸亏没烧那台收音机，要不然烧成一个黑疙瘩。他问，你要带走吗？我说，带走吧。他又说，这都是身外之物，一般都不带走。我说，那就算了。骨头敲的差不多了，推到另一个厅，往骨灰盒里装骨灰，先装灰黑色的，留几块白色的头骨放在最上面。我说，那钉子我还是带走吧，服务人员顺手拿起个消毒纸巾盒子，把里面的纸巾抽出来，把那几颗钉子放进去，递给我。我顺手放在短裤兜里，八颗钉子，由两根金属条固定，当初钉在爸爸的腰椎上，应该是钛合金，被烧过之后，黑乎乎的像是铁的，但依然非常结实。

骨灰盒上裹着红布，骨灰盒外包装还在，一个塑料泡沫箱，我把骨灰盒放到泡沫箱里，有个服务人员问，您一个人来的？我说，是。他说，我送您出去。他撑起一把黑伞送我出去，外面没下雨，阳光也不强烈，撑伞大概是一种礼仪，他送我到车边，我把盒子放进后备箱，给人道谢，开车回家。路上给妈妈打电话，说办完了。一路畅通，到家三点多。我抱着泡沫箱上楼，像抱着一箱子海鲜，想着从九点多到家见到爸爸的遗体，到现在抱着骨灰回家，一共就六个小时，太快了。

那八颗钉子，我带回自己家。我爸是十多年前做的腰椎手术，那时我正准备去苏格兰出差，有一天接到电话，爸爸妈妈坐在中日友好医院门口，爸爸说他走不动了，来看病，医生让他住院做手术。我就把出差的事推掉，忙活手术的事。其实也没啥可忙活的，在医院楼道里，拿着一个红包笨拙的要塞给麻醉医生，被麻醉医生一把推开。爸爸做完手术之后，带着一个巨大的腰托，回家之后慢慢恢复，还会在楼下小树林里散步，但这几年下不了楼了。今年春天，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给他叫一辆车，这就要去中医医院。他身上长了两个黑斑，妈妈拿着照片去问过西医，开过药，但他还想去看看中医。我连忙赶回家，他正一步步从楼上挪下来，老楼房没电梯，他下了楼，站不住，瘫坐在地上，一楼邻居赶紧拿来一辆轮椅，我和妈妈把他从地上搀起来，他的裤子没有松紧带，掉下来，露着屁股坐在轮椅上。我跟他说，我们没有预约，现在开车过去也不一定能看上病。劝了半天，找人帮忙，把他抬到楼上，放到床上。那应该是他最后一次下楼。

我前几年忽然腰闪了一次，小关节错位，去医院照片子，是腰间盘突出，那催生了我第一篇记录衰老的文章，叫《初老之年》，后来我又写了《什么叫退行性》和《叫爷爷太沉重》，这几年时不时觉得腰部僵硬疼痛，问过医生，我爸爸腰椎就不好，这毛病会不会遗传？医生说，有这个可能性。我把爸爸腰间那几颗钉子拿回家，想挂在墙上，激励我锻炼，后来还是从淘宝上买了个木头盒子，垫了一块红布，把钉子放到盒子里。盒子质量一般，到冬天，北京干燥，盒子盖儿失了水分，微微上翘，像是爸爸有什么话要对我说。

史文朋那首悼亡诗，我是在莱姆的小说《其主之声》中读到的，以往我读到什么英文诗，多少会跟王星交流一下，但今年四月，王星去世了。我给她写了一篇悼文，题目叫“然而没有来世”，结尾是同样的一句“然而没有来世”，非常拙劣的技巧。我回忆了一些快乐的事情，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，去过阿维尼翁，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，采访若干个酒庄，穿越安第斯山脉，到门多萨，喝马尔贝克，吃阿根廷牛肉。其实，那篇文章没写完。我还有一些话想说——今世就足够了，人生在世就像打游戏，有时得分高，会得到点儿bonus，比如美酒和旅行，有时勘勘打成平手，但到了暮年，你会一点点输回去。我爸爸关注我的动态，夏天的时候，他躺在床上问我，“你那个小朋友去世了？叫王星？”我说，“是啊，她可能喝了太多酒了。”我爸爸也喜欢喝酒，喝的很少，原来每天晚饭时喝一两，后来不喝了，但家里还有一箱存酒，不是什么好酒，叫“百家宴”，电台里有购物节目，说这个酒如何好如何便宜，买了几箱，还送给我一箱，我早就扔了。

爸爸去世之后，我回家的次数稍多一些，妈妈不太会用微信，她在她的微信同学群里很少说话，我教她怎么用微信发图片，怎么用拼音打字。我妈的汉语拼音非常好，曾经有一大爱好就是查字典，但现在更习惯手写输入，喜欢玩成语接龙，不会用打车软件和外卖软件，爱看短视频。她那个同学群里有九个人，我疑惑，大学同学一个班怎么也该有二三十人吧，难道都死了，就剩九个了？妈妈说，死了好多了，有一个同学某某，死的最早，不到三十岁就死了，1966年，运动一来就自杀了。对于上一辈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我其实不甚了了。我爸爸曾经是北京二通用厂的年轻工人，上班的地方离家远，我奶奶给他做好饭，叮嘱他，有个事由（方言，指工作）不容易，不能靠哥哥嫂子，你得靠自己。大概是在1961年，我爸爸吃了太多杂和面窝头了，央求我奶奶，您给我做一个净面窝头吧。净面窝头，就是纯玉米面的窝头。后来我爸爸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，由工人变成学生变成干部，到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这个专业还在招生。奶奶的声音隔着岁月传过来，“有个事由不容易”，还有爸爸的声音，对着他妈妈说的，“您给我做一个净面窝头吧。”

U2乐队的主唱波诺，在他爸爸临终之时，给他爸爸画了几张像，他跟爱尔兰临终关怀基金会商量，用这几张画做点儿什么事，他们约请爱尔兰和英国的作家艺术家，就父子关系写了几十篇文章，编成一本书，这本书的收益全部捐献给临终关怀基金会，用于夜间护理项目。该项目每年提供1400次夜间的免费护理，照顾那些留在家里的病患。我看过这本书，感叹于那些良性的和不那么良性的父子关系，但对夜间护理没什么概念，夜间护理都是我妈妈做的。妈妈照顾爸爸，扶着他上厕所，夜里还给他一点儿吃的，照顾了很久。八月的一天夜里，妈妈把一杯酸奶放到爸爸嘴边，隔了会儿，发现酸奶没动，爸爸死了。

我和爸爸的关系不是良性的，也不是恶性的，有过一些矛盾争吵，后来彼此很客气。爸爸去世后，我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，还会觉得牙齿有些松动。爸爸有糖尿病，我怕自己也染上糖尿病，但我儿子提出要去稻香村买点心的时候，我还是很高兴，我会买点儿萨琪玛，忍不住一晚上就吃好几块。我爸爸给我买过萨琪玛，那是我最喜欢的点心。我考试成绩好，他还会带我去吃酸奶，和平里104路公交车总站对面有一个奶站，爸爸骑车带我去，那是我非常美好的记忆。所以我儿子提出要吃冰激凌的时候，我也很高兴，带他去冰激凌店，挑一个喜欢的口味。不过，我也警惕自己，爸爸传给我的东西，不要再传给我儿子了，那就是“胆小”，爸爸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，唠叨，我也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，心里唠叨，爸爸总告诉我，这世界多可怕，我想告诉儿子，别怕。

这几天北京大雪，儿子在家写作业，有一天晚上拿着语文课本给我看，第94页，看图讲故事，图像是漫画《父与子》，六格漫画中少了最后一格，让学生看前面五格，猜一下空白的第六格是什么，把内容连起来，讲一下故事。我刚接过课本，儿子就跑开，说，咱们家有这本书。他从书架上找到珍藏版《父与子》全集，还没拆封，他打开看，我也看。以前我看过一点儿《父与子》漫画，但对作者并不了解，看了这本书的序言我才知道，作者卜劳恩是画政治漫画的，纳粹上台后，他失去了画政治讽刺画的工作，开始用笔名画“父与子”，1934年到1937年，这本漫画连载于《柏林画报》，在纳粹党对国家控制愈发紧密之时，读者们可以看到由四个画框到八个画框构成的父与子故事。序言中说，《父与子》是作者信奉的政党：个人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在政治上不持明确的批判立场。

爸爸去世后，我经常会想起他，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场景，比如每到星期天，他总要洗一大盆衣服，用搓衣板和洗衣粉，院子里有一根铁丝，上面晾衣服。比如家里有一根扁担，两个水桶，他要去挑水。那时宿舍区里有一个地方叫“水管子”，类似于水井，居民要到水管子挑水，家里有水缸，爸爸用扁担挑两桶水，我只能拎一桶水，想着自己力气再大些，就能用扁担挑两桶水了。可没等我力气变大，家家户户就通了自来水管。不过，最幸福的场景是那一幕，不知道四个画框或者八个画框能不能放下，那个场景是抓鸡。

我家里养过一只母鸡，每天下蛋，每天那一个鸡蛋是给奶奶吃的，打在碗里，浇上开水，就成了一碗鸡蛋汤，奶奶每天早上喝一碗。如果我生病了，那个鸡蛋就给我，奶奶做一个糊塌子给我吃，或者做一碗面条汤，窝一个鸡蛋，撒上白胡椒粉，吃完了就退烧。对我来说，鸡蛋非常珍贵，甚至是一种奢侈品。后来我在三联书店上班，每天中午去君琴花吃饭，点的是同一道菜，剁椒炒鸡蛋，那一盘至少有三个鸡蛋，这让我很满足。我写稿子，每个字的稿费差不多一个鸡蛋，每天写五百字，就有五百个鸡蛋滚滚而来，这让我很有成就感。回到童年的那一天，大概是要过年了，我爸爸早上起来宣布，今天要杀鸡，炖鸡汤吃鸡肉！这个决定让我震惊。爸爸拿着刀，我跟在后面，去鸡窝，那只老母鸡飞起来，窜上屋顶，羽毛纷纷落下，我上房抓鸡，母鸡在屋顶奔跑，跳到前一排宿舍的房顶上，我下来，跟着爸爸抓鸡。那只鸡在房顶上跑，偶尔也掉下来，又飞到房顶上，我们当时住在239厂宿舍的三区，这只鸡跑到了一区，直线距离超过一百米，爸爸眼睛不好，我要盯着那只鸡，判断其去向，等着它掉下来，在一区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我们抓到了那只鸡，爸爸左手拎着鸡，右手拿着菜刀，从一区返回三区，正是冬日的早上，二区水管子那里聚了好多人，在刷牙洗脸，他们看见我爸爸，都行注目礼，我很骄傲的跟在我爸爸后面往家走，我们要杀鸡了，我们要吃鸡了，我们抓到鸡了。太阳刚出来，周围有一层温暖的红色。记忆不靠谱，那应该是过年要杀鸡，那应该是冬天，可我记忆中的那个早上，阳光是那么温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