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是个阴沉的雨天。为了避免纽约难以预测的交通，我提前到达墓园。四下无人，只有满园风雨。雨水打进伞沿，墓园草坪上的小草在风里飘来荡去，有坡度的地面上已经汇成无数小溪。天色灰蒙，看不到一丝云、一点蓝。
墓园很大，坐出租车前来的人们往往会在墓园门口下车。但事实上，举行告别仪式的小教堂离那儿还有一段距离。需要上一个小山坡，走过好几块墓地，下坡，再走一段平坦的路，才会来到那栋灰色的小教堂前。暴雨完全浸湿了我的裤子和鞋子，凉意刺骨。
到了12点，教堂门口停泊的车才逐渐多起来。大家眼神交汇，互相问一句，“你是来参加—–？”后面几个字并不用说出，对方就迅速点起了头，确认了眼神。
一位朋友来得比我晚些。她比我幸运—-她也是在墓园门口下车后才得知教堂还要走十多分钟。这时一辆小车经过，司机摇下车窗，问她是否去参加医生的葬礼，她点点头，司机就招呼她上车。车没开多久，路边又有两人撑着伞在风雨里走，伞被大风都吹斜了，司机又摇下车窗问，“你们是去参加高医生的葬礼吗？”对方说是啊，司机又招呼他们上车。于是，原本一辆空车坐满了人。坐在朋友身旁的先生下车后还帮没带伞的她撑起了伞。
还有一位律师，从法拉盛过来，他在90年代就听说过高耀洁做的事。在从墓园门口开到小教堂的坡道上，他看到一位雨中走路的女士，便邀请她坐上了自己的车。那位女士说自己不认识高医生，从伦敦赶来，坐了七小时的飞机，时差都还没倒过来。
这些来访者自发的互助与关怀，和我想象的关于医生的告别仪式有些不一样。告别仪式的地标并不明显，好多人走错了位置。我以为，这里至少会有一块比较显眼的牌子，印着医生的名字，提醒我们举办的地点。我以为，就像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，会有许多医生的亲人在门口等候、接待。我以为一切会更有序、更隆重。但事实上，一切更像是野草般的，自发，生动，狂风暴雨中，陌生人在巨大的陵园里走失，又接到陌生人善意的帮助。满园风雨里，大家为同一件事而来——告别一名医生，纪念一名医生，一名有勇气的、为阻止艾滋泛滥而不断讲述真实的医生。我问了好些人，“你见过高医生吗？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医生，只是听闻过医生的故事便慕名而来。
有位穿白色羽绒外套的女士，用惊喜的神色和等候的宾客介绍着一件神奇的事。她说，自己一位朋友的母亲，在80年代的时候因为癌症接受过医生的治疗，一年后癌症被治好了，朋友的母亲现在都还活着，朋友希望她过来表达感谢。医生因为揭露艾滋病的泛滥而闻名，但她行医的故事却鲜为人知。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，她出版了一本关于行医往事的书，只因为她觉得，自己是个好医生，救了很多人的命，但大家只关注防艾的部分。
在教堂门口，我听到有人嘟囔，觉得仪式组织得不是那么好，“门口都没有人迎宾和指路。”于是，一位穿着黑衣黑裙的女士爽利地说了一句，那我们就代家人来迎接，人家可能在忙呢。后来，她就坚持站在教堂的金色大门口，迎接着一波又一波的客人，“谢谢”“你好”“对，就是这里”，她自发地成为了医生家庭的一员，负责指引，而事实上，她从未见过医生本人。
下午一点，告别仪式准时开始了。前两排坐着她的家人，大女儿，女婿，妹妹，孙女，还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黎教授，也是医生的监护人。
从高医生来到纽约的第一年开始，黎教授就帮助她处理在美国的具体事物，代她和政府、医疗保险公司做事无巨细的沟通。成为医生房屋租赁的担保——在纽约租房都需要担保人。甚至包括一些更细小的事，比如带着医生在纽约街头买一块面包。还有一次，上午9点，医生生病住进急诊室，教授10点就赶至医院，陪伴很久，中饭都没顾上吃。
这位陪伴了医生十多年的教授，在告别仪式上说，在这些年里，他感受最深的，是中国老百姓对高医生的尊重和关心。留学生们帮医生录入书籍的文字，电脑坏了则帮她修，媒体人帮她编辑书稿。总有留学生想过来看他，总有中国人给她写信，给她送礼物。他说，医生独自一人待在公寓，身体不舒服，语言不通，难免孤独，这些中国人的陪伴和到访给了她许多精神上的鼓舞。
教授是美国人，但用不算完美、带有口音的中文完成了整段讲话，一字一顿。现场很安静，大家好像是在努力听一段跨越国别、文化和语言的情谊。
杜聪先生和医生相识于23年前。他经常和医生一起，开着一部她常用的车，去些鲜为人知的艾滋村调研。那段经历让他看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的故事，促使他开启了帮助艾滋遗孤的公益事业。在告别仪式上，杜聪说，医生是一个有风骨的一个人物，不卑不亢，对身边的人都非常关心，有爱心，“因为她，有很多的孩子有了长大的机会，也因为他，有很多的孩子可以读书。二十几年后的今天，这些孤儿有很多也结婚生孩子。她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。”
医生两鬓已苍白的妹妹，也分享了记忆中的两件事。
第一个故事，关于姐姐带她看飞机。1945年夏的一天，全家听说开封要打仗了，都躲在门洞里。随着飞机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医生突然对妹妹说，“走，我带你看飞机去。”她们一路跑到院子里的荷花池旁。父亲在身后大叫：“一个炸弹把这两个都炸死了。”我推测医生的妹妹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——她或许想说，她的姐姐一直是个勇气超凡的人，就像她此后漫漫一生里所表现的那样。
另一个故事，关于她离开故乡前，妹妹告诉她，除了最必要的东西，其他什么都不要带。她说，我最重要的东西都在计算机里。这个回答吓傻了妹妹，“我那一年69岁，叫我背一个台式机也是很困难的。”妹妹用一个小钥匙，取出了计算机的硬盘，交给了医生。这些资料包括了她曾经做的那些关于艾滋病的调查，对医生来说，这是她毕生心血，是最重要的事。
最后一位在告别仪式上讲话的，是医生的女儿。受到母亲的影响，她也成为了一位妇产科的医生。她感谢了很多人。包括那位作为她监护人的教授。包括杜聪。包括那些照顾母亲、为母亲做可口饭菜、管理吸氧机的“护工姐妹”。包括那些来看望医生，帮医生发送邮件、录入书稿的无数留学生。还有一位无名者，帮医生支付着美国公寓的房租，但一家人至今不知道ta的姓名和身份。
温柔的奇异恩典在告别室里响起，随后，人们依次瞻仰医生的遗容。经过灵柩旁，我看到了双眼紧闭的医生，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寿衣，打了粉，涂着口红，好像在睡梦里安眠，头顶放着几本她写的书。告别室里时不时响起人们的哭泣声。
厅堂里已挤满了人，前来告别的人群已经蔓延到厅外的过道。准备离开时，我在门口遇到了一位西装笔挺、匆匆赶来的年轻人。他问我，“这里是医生的告别仪式吗？”我说是的，但是已经快结束了。他流露一脸遗憾。“我提前了一段时间出来，没想到纽约地铁在半路突然停了，这事经常发生吗？”他不可置信地说，自己从芝加哥飞到纽约，只是为了参加这个告别式，没想到还是没能赶上。我安慰他，现在人们正在排队瞻仰遗容，你还能赶上见医生最后一面。
我从教堂出来时，太阳出来了，照亮了墓园的小山坡，照亮了一块块和地面平齐的灰色墓碑，照亮了刚刚完成告别仪式的那个灰色小教堂。人们在纽约冬天的风雨里完成一场告别，然后，草木上的露珠反射出光彩，灰色的事物也有了光泽。
为医生举行告别仪式的墓园成立于1902年，埋葬了很多在时代中留下鲜明注脚的人。
比如顾维钧，那位在巴黎和会中说出“中国不能失去山东，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”的外交官，为国家争取了平等和尊重。比如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·鲍德温，他用锐利的文字揭露种族歧视以及与之搏斗，寻找不同群体都能理解的语言，传递自己的声音，积极参与到民权运动中。比如玛丽·里特·彼尔德，一位妇女选举权活动家和妇女历史档案管理员，她的努力鼓励几所学院和大学开始收集有关女性历史的记录。
在告别仪式开始前，人们坐在一个小小的祈祷室里休息和等待。一位女士说，她为了说出真相，家都不要了，孩子也不要了，这样的人真的是超越世俗的人。
旁人附和，是啊，普通人谁能做到和她一样呢？
这时，一位蓄满胡子的男士突然说，“她是从外太空穿越过来的人，是穿越过来的人啊。”
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人反复咂摸“穿越”这个词，温暖地笑了，“是啊，说得真好”。
“其实她才是真真正正的人。说实话，做实事。”一位女士坚定有力地说，目光中有些伤感，又有些气愤。她把神化的叙述突然往回拉了拉，仿佛在说高医生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样子。
这段对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。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呢？以及，另一个和今日的天气一样沉重的问题，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回程的路上，火车经过布朗克斯河，浑浊的河水里尽躺着枯木。我想起高医生送我们的一本她的诗集，扉页上写着陶渊明的一首诗，“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”，也想起了她那些独居公寓、无比思乡的孤独时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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