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称张爱玲不是个伟大作家，顶多是个重要作家。称张爱玲“极有才气，但很短的时间江郎才尽”。
这点我是赞同的。甚至用来评价其他作家也不为过。如余华，31岁写《在细雨中呼喊》，33岁写《活着》，之后一直都在下坡，“花期”比张爱玲还短。可高峰后有下坡是人之常态，没啥好挖苦的。然后我觉得张爱玲不仅可以不伟大，也可以不重要。她宛如泰山，可对于不喜欢登山的人而言，泰山的雄伟瑰丽远没有逛街重要，也不比看戏有意思。但如果你爱好登山，那么你应该会心心念念，去一趟山东泰安，用脚丈量泰山脉络，感受它的呼吸与声音。山本身不伟大也不重要，你的爱好，才伟大，你的脚，才重要。要是对华语文学感兴趣，那张爱玲几乎就是那座你无法忽视的“泰山”。爬过了，才知道脚的感受孰好孰坏。
只是我始终捋不明白戴锦华的这个逻辑。这个说法成立的话，那牛顿40多岁时鼓捣阐述了万有引力跟三大运动定律，但他晚年沉迷于炼金术，所以牛顿不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？
戴还说《秧歌》《赤地之恋》是政治不是文学，语言之差，叙事之混乱，惨不忍睹。而且说“没见过比张爱玲更会自毁的作家”。
我不明白这种“自毁”说的是什么。如果说的是文学创作的自渎，那张爱玲简直是标杆，她一生未曾改行，永远不写身份人物，回避宏大叙事，至死方休；如果是“风骨”方面，她未曾唱过谁的赞歌，永远冷眼旁观世态，守住三寸自留地。在那个时代属实难得，不知道哪里“毁”。然后将“文学”与“政治”作为对立面割据的说法，我是不赞同的。“文学”有好坏之分，有作者本人的哲学理念处事态度，但为了抨击作品的意识形态而将它剔除“文学”行列，更像是种垄断评价体系裁定权的意味。事实上，民生就是政治，真的会有文学作品完完全全落不到政治的泥点吗？
然后戴说张爱玲前期的作品迷人，但视野、角度、立意使它永远不可能是伟大的文学作品。
简而言之，就是说张爱玲写的东西都是情情爱爱，太小家子气了，没有大局观。我反而觉得这是张爱玲的优点，也是她如今仍不过时的必杀技。当时那批左联作家，萧军、丁玲之流，倒是强调文学的宣传性，认为技法是次要的，文学的真正功能要引领时代，要有大局观，要视野广阔角度憨实立意深刻。于是一个个都自认为在写中国版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莫名的浪漫主义倾向，永远在压迫中觉悟的人物，男性参军女性守贞，手牵着手一起，打！鬼！子！写这类政治小说写得不亦乐乎，可现在谁还看他们啊？反倒是左联这批人疯狂嫌弃嘲笑的萧红，与张爱玲这个没有“大局意识”的女性作家抵住了历史潮流，“活”到了今天。
我对戴锦华其人谈不上喜欢，也未到恶心的地步。或许是因为9年前许立志完成人生的最后一跳，戴锦华有在众筹诗集出版这件事上出力的缘故。
要承认的是，戴锦华关于电影相关的理论体系很扎实，很多见解与切入点能够给人一种新颖的当头棒喝。我读书那阵正是阅读到她的著作《电影批评》，才正式了解到影视作品的魅力。
不过随着阅历的积累，我意识到，戴身上有着学院派人士的典型通病：理论先行，框架为重。无论说些什么内容，七拐八拐，最终塞进的还是马哲思想那一套“全能法则”里。并且讨厌“离经叛道”的人与作品（戴不喜欢剑走偏峰不合套路的王家卫）。
而且，在我看来，戴特别热衷把持着“意识形态”的宝剑去批判或者制造另一种“意识形态”。在她的著作《电影批评》里，戴就反复强调“我们”要从电影里看出什么。在她的认知里，电影的最大功用是“宣传”，是为“意识形态”服务的，是种“鸦片”。谈及《阿甘正传》，她认为这是一场“历史的修订”，一部电影默默地篡改了种族、战争、贫富冲突的历史创伤，成了一次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成功演说。她总提及电影可能存在的外部社会功用，而忽视电影本身的魅力与趣味。这也使得她的字里行间总有诡异之处，一边对着电影夸夸其谈一边提醒“我们”不要被（外国）电影的意识形态影响——一种东亚家长思维。
而且戴认为，电影看不懂的话就要去学习看懂。这种看法我也是不认同的，这种“看懂”难道不会引向一种固定的由权力定义的评价体系吗？普通人为啥非看得懂艺术作品不可？看不懂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我对待文艺作品的态度，都是当懂则懂，不懂也无所谓，看过，感受过，足够了。在意“看不看得懂”，反而会使人陷进“知识焦虑”里，对艺术作品产生抗拒心理、反感情绪。
我还是支持知识分子表现偏见的，可以适当祛魅。意识到知识分子也是常人，也有局限，同样难以剔除某些偏见。对待他们的观点，一味地赞同或反对都是不成熟的体现。适当地听听，自行思考思考，同意或反对，还是持保留意见，都另说都另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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