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着父亲上街

从前的时光慢，从前的路途远，从前的距离以脚程计算，到震泽是一个半时时，到南浔是两个小时，到庙港也是一个半小时，到县城吴江的车一天只有两班，还是去苏州的过路车，每次买票都像打擂台。幸好，从前的人都很少出门，出门也是靠走路，哦，不，还有坐船。

能跟着父亲上街，大多是坐船的，坐的通常是生产队里去镇上交公粮的船，满满一船稻谷或者麦子，小小水泥船吃水很深，随时有沉没的危险。

那时候的河流上都装有水闸，只在规定的时间里开放通航，印象中一般是早中晚三次开放。小时候见识少，水闸的开起与关闭在小孩子眼里简直如同神迹，看闸起水流，闸落水止，差点要误了上船，虽然，每一个看管水闸的人都很凶，嗓门很大，每次都吆五喝六的样子，仿佛掌控着生杀大权，船家则唯唯喏喏，因为赶不上开闸就会误时，等个一上午，公粮肯定交不了，这一天就算白耗了。为了能赶上早上的开闸时间，一般凌晨就要起来了，往往船到闸口，天还黑着，饶是天黑，每次都能看到水闸边那棵巨大的银杏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每一个水闸口都有一棵银杏树，两者如同标配，现在想来，很可能是从前延用下来的某种传统吧，就像从前村口都有棵大树一样，是一种象征。

从我们的村庄去震泽，还要经过在小孩子眼里像大海般波涛起伏的徐家漾，天气晴朗时还好，要遇着阴天，每个人都提着一颗心，直到船只平安进入小河港，才能把心放下来。在生产队仓库的白灰墙上明确写着，震泽交公粮是近差，虽不是去苏州卖青菜这样的远差，但交公粮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先不说要把稻谷搬上搬下的体力活，就是粮站的人验收谷子时，大家心里都打着鼓。粮站的人一会嫌谷子不够洁净，一会又嫌不够干燥，若给的等级低了，回来的船上大家都心事重重地不说话。联产承包之后，往往是几家人拼一条船去交公粮，因为事关自家，心事更重。小孩子虽然不懂得这些，但情绪却严重被影响，跟来跟去大半天，小馄饨也吃不上一碗的日子也是有的。

但我父亲却是个例外，上岸第一件事便要带我们去吃街上的小吃，在他看来，好不容易带我们出来一趟，吃点好吃的是头等大事。只有一次例外，父亲把一个深绿色的手电筒遗忘在水闸桥上了，直到交完公粮才想起来，那时候，手电筒是家里最重要的一件家用电器，那一次，父亲偏又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出来，三个人在大街上大眼瞪小眼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母亲是极度节俭的人，丢了手电，父亲免不了会被一顿责骂，说不定还会大吵一架，我和妹妹都心疼父亲，更怕父母因此吵架，急中生智，想出一个好办法，买个一模一样的新电筒回去瞒天过海。我们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一家五金电器店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手电筒是8毛7分钱，为了省出这笔额外开支，我和妹妹坚持只啃干粮，小馄饨都没舍得吃一碗。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，一直甜蜜地守护到现在，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，但相亲相爱的感觉却一直在。

父亲个子不高，走路却极快，一早上能来回一趟南浔而不影响出工。妹妹十六岁的成人礼，父母送她一块宝石花的手表，这在当时是一件昂贵的礼物，没想到，手表买回家时，却发现背面有一条轻微的擦痕，虽不影响使用，到底心里有个疙瘩，父亲二话没说，趁着午休，去庙港走了个来回，换了一块称心如意的手表。我高考那年，因为不敢回学校取分数条，父亲也是在大热天的中午去震中走了个来回，取回了我的高考分数，因为考得出乎意料的好，父亲说回来时像是飞着回来的，还在路上买了一个用他的话说红得像‌‌‌‌“野人血‌‌‌‌”的大西瓜。

和所有乡下人一样，父亲十分勤劳，心算功夫也远超一般人，他应该是可以创造幸福生活的，可惜从小体弱多病，这在凭体力吃饭的从前的乡下，真是要命的事，大抵这也是他一直要求我们努力读书考学的根本原因。

如今，乡下的河道早已不通航，舟楫往来的情景早就消失不见，那些木船水泥船挂机船仿佛一夜之间消失无踪，步行走路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，想想那个时光缓慢却步履不停的年代，却也有种别样的美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