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赛格广场楼下，一个外卖骑手被跑楼阿姨围了起来。
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，谁都可以做。代送员之间不知道彼此姓名，说起谁来，多用籍贯指代。而辨别籍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过脏话，云南的、江西的、四川的，能听到各种骂“婊子”的方言。一说“假毛”都明白是谁，一个戴假发的阿姨，骂人和抢餐都厉害，送一趟至少20块，这样惹眼的人总会拥有一个外号。
还有一个“矮胖女”，是谢明霞都抢不过的人。在同行口中，湖南佬谢明霞也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。这个评价传到谢明霞耳朵里，她解读为对自己努力的认可——能抢意味着收入高。之前她在假发厂打工，自我评价就是厂里最努力的，早早上工，很晚下班，别人休息她也一直干活，在广州一屁股坐了17年。
后来她做了个梦，梦里拿个棍子，钓了好大一条鱼。正赶上工厂搬迁，夫妻俩拿了两三万补偿款，是厂里最高的，但也就没了工作。
补偿款对应上了那条大鱼，“一辈子捡都没容易捡一分钱”。她在出租屋里回忆过去，做了猪蹄莲藕汤，冰可乐只剩半瓶，是她爱的饮料，没汽儿了还在喝，“感觉一辈子下来都没好好休息过，一天到晚都是个毛毛绿绿（忙忙碌碌）的”。
我见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，看她手里的外卖拿不过来，帮着送了几单。接下来的两个小时，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费代送，每次送完都会再次被她支配：“这几单你先送一下，那边又来骑手了”“这单超时了，特别急”……努力、坚持、加油干，是她的口头禅，絮絮叨叨换着说。
谢明霞年轻时，家里安排了一门亲事，她没看上，加倍赔了彩礼悔婚。她喜欢现在的老公，比她大5岁，勤勤恳恳，吃得了苦。离开假发工厂，两人到华强北开了一家档口，做翻修手机转卖的生意，疫情后连爆款都卖不动了，就一起做代送。
谢明霞四处吆喝张罗着抢单，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楼，这种夫妻档很受骑手欢迎。但算下来赚得也不多，老公“升级”去做了骑手，几乎全年无休——雨天有激励活动，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，可以多赚。谢明霞骑车头晕，还是做代送。每天走两万步，跑几十层楼，做老板娘时爱穿蕾丝裙子，现在换成了T恤。
没人打配合了，她尝试在同行里寻找伙伴——被她抢走单的也不放过。她去问人家能不能带个餐，还真有人同意，把相近楼层的餐换到一起送，每个人都少爬些楼。不过挺多人知道她，“让别人带的多，自己带的少”，每当谢明霞找来，就装听不到。
帮她带过餐的一个阿姨说，外卖送上楼，顾客直接把话甩到了脸上：40分钟了！原来顾客早就催过骑手，骑手也催过谢明霞——她自己不送超时的单，找别人当替罪羊，当然这只是带餐阿姨自己的想法。后来谢明霞再找她，她转过脸就走，心里发誓：不会再给你带了。
等电梯耗时长，相邻的楼层，阿姨们会走楼梯送餐。
系统末端
在跑楼江湖中，骑手或许算是这片地界的“老板”，可以选择给谁单子。
他们首选熟悉的、没出过错的阿姨，其次优先同乡。上了年纪的阿姨普通话大多不好，在两句话之内，就能判断出来谁是老乡。骑手孟灵灵记挂着一个阿姨，两人交流并不多，只是一次扫码付款时，看到阿姨的名字叫“九娣”，就每次都先找她，她不在才考虑别人。
孟灵灵知道，有些阿姨能抢，另一些内向害羞，容易受欺负。但忙起来顾不上分辨，就随便把单给先抢到的人。真遇到阿姨打架，她也不会干预。有两个单的话，一人给一单平息战火。有时就没这么幸运了，只有一单，付完代送费赶紧溜走。拉架可万万不敢，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，“我两个月工资都赔不起”。
张玉英是个年过60的瘦小阿姨，走路不快，患有退行性关节炎，偶尔会得到一些骑手的偏爱，多给一块钱——因为她拿到一两单就立刻送。不像其他阿姨，嘴上喊着“这就送”，往大厦挪几步，等骑手走了，又回到马路边继续接单。单多了就放地下，攒到实在拿不动了才上楼去送，这是跑楼阿姨的一种常见战术：送餐耽误抢单，一趟多送点效率才高。
但另一些骑手觉得两手空空的阿姨最慢，若是自己给出了第一单，就要等最久，不如给拎着很多餐的阿姨，看起来很快就会出发了。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钟，甚至一小时才送，会为骑手招来罚款，一条差评罚50，投诉200，超时被取消罚500。
找骑手取餐。
这是专送骑手最怕的，但不找阿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——她们人虽然不在骑手系统中，效率早已被计算进去。
孟灵灵是附近外卖站点的骑手，她当过“单王”，明白跑楼阿姨在系统中的位置。每天午高峰，站点130多个骑手，要送完2500-3000单，系统安排每个人同时送8-12单，多的时候，甚至能派到18单，专送骑手无法拒单。如果自己送，等电梯上楼要十几二十分钟，这些时间用来找阿姨，足够交给她们七八个餐。
单量直接关系到骑手工资，对于外卖站点，数据也同样重要。在跑楼阿姨的参与下，孟灵灵所在站点，每个骑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单，“所以华强北站点是赚钱的”。骑手人效和投诉率、超时率、准时率一样，都影响着外卖站点的评级、单量、单价和收益。
把餐交给跑楼阿姨之后，大多数骑手就点了“送达”。72层的楼高和跑楼阿姨的劳动，一起隐入云端，似乎在系统里消失了。
提前点“送达”是违规行为，但一些骑手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——酒店里的送餐机器人，把餐交给机器人，输入房间号，给顾客打电话，然后点送达，“这些阿姨不就是相当于那些送餐机器人吗？”
为了维护一个好的数据，孟灵灵每天送70-100单。每月送1000单以下，一单挣6.9元；超过1000单的部分就是8元。最拼的时候，她每晚八九点才吃当天的第一顿饭，饿了就喝脉动，或者买一杯粥吸两口，她的生活被算法支配着。
而在算法管辖之外，依附外卖系统而生的跑楼大妈江湖，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。每天午高峰，是阿姨们穿梭车流的时候。保安大超负责疏通门口马路，会劝上几句：往边上走两步，磕了碰了没有保险。“给面子的真只挪动两步，70%的时候都不配合，倚老卖老，也不能拿她们怎么着”，大超说。偶尔也有骗子混进来，骗钱骗餐，拿完餐就找不到人。
在赛格工作的大多数打工人，早已习惯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长的等待时间，顾客的默许，也为这片江湖的生长提供了空间。
我跟着谢明霞送餐的时候，明白了什么是深圳人走路跟“跑”路一样，但到了客户门口，她会放慢脚步，调整呼吸和音量，轻轻推开门，说句“你好，老板”。轻轻关门之后立刻加速，飞奔向下一个楼层。
不能朝顾客发火，这是职业素养。哪怕有的顾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，眼睛都不离开电脑，袜子和鞋脱了，两只脚晃荡着指挥她们放这儿放那儿。遇到要投诉骑手的，谢明霞会过去说好话：我们才挣几块钱，骑手给我两块，自己挣四五块，不用投诉了吧，没必要。
每一个出问题的单子，都会成为跑楼阿姨热议的焦点，也牵动她们的情绪。谢明霞送错了一个单，她回去道歉，客人说已经把餐扔了。她翻了垃圾桶，没找到，忍住没在现场吵架。进了电梯，开始疯狂输出：“吃了还不承认……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”“一群男孩子，品质太坏了”。站在她身边男士神色尴尬，不时瞟一眼楼层显示屏。
遭遇投诉时，骑手和跑楼阿姨的责任往往难以理清。送错了，餐洒了，态度差，甚至有抖音视频拍到两个代送员打架，把外卖抡起来当武器，餐全砸在了地上。系统只能罚到骑手，骑手则只能默默记下坑他的阿姨，再也不给餐。阿姨们就在挣钱和个人声誉之间极限拉扯。抢不到单子的时候，她们也骂骑手，“狗眼看人低”“没你这两块钱我还活不了了”。
高龄闯入者
作为外来闯入者，混进跑楼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艰难。
赛格大楼1-10层是电子市场，档口大小不一，两米就能安放一个，货物随老板心意摆放，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死胡同。高楼层有近800家公司，写着门牌号，但有的被装饰物遮掩，有的在昏暗灯下反光。包含数字4的门牌号，被老板们发挥创意，改成了6688之类的吉祥号码。
兼职做骑手之前，31岁的保安大超也做过一周代送员。为了搞清每层楼都是哪家哪户，他给商铺一一拍了照，做成表格。接到一个单，立刻就查出在什么位置，能少跑很多弯路。
但外来的阿姨不懂这个技术。大大小小的公司门上，经常贴有“非请勿进、中介勿扰、谢绝推销、不办信用卡”等标志，显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。60岁的张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宝华大厦的单，问了一嘴“是不是A座”，骑手马上翻脸了，问她是不是没送过？
张玉英是我在华强北见过的最较真的跑楼阿姨。门牌号写在外卖袋哪个位置，怎么写最醒目，张玉英都有自己的规范。在她的要求下，骑手付代送费时，要把送餐门牌号写在备注里，方便确认送错了是谁的责任。
她退休后和丈夫来到深圳，看不懂导航，连坐地铁都弄不明白。一次偶然到赛格广场修手机，发现了这个营生。但向同行问路，很少得到答案，就一点一点摸索，深夜还在楼里，把没走过的路都走一遍。
赛格广场的外卖柜大部分都是空的。
跑楼阿姨手中的外卖和马克笔。
比起找路，更复杂的是同行的套路。张玉英是徐州人，据她观察，北方人不如南方人灵活，南方阿姨哪怕差着辈分，冲年轻骑手一律喊“靓仔”“小弟”，骑手听了高兴，就会给个单，可她叫不出口。同行跟她换餐，拿23楼的换45楼，她不肯，“45楼有直达电梯，谁都想上45楼，就想占年龄大的便宜。”
有时候骑手停在眼前，同行过来搭话，顺势就站到前面把餐抢走了——原来搭话只是障眼法。刚从她手里抢了餐，还好意思问一句“姐姐你几楼？帮我带一个”。这些常见伎俩，都是她的愤怒点。老伴少言寡语，同行当他透明人一样直接抢，张玉英见一次气一次。老伴受不了她的较真：“她看见不公道，就想给它扭转过来，有那个时间，我可能又多接一个对吧？”
最激烈的一次争抢，张玉英被人打了。起因只是骑手要给她单，被另一个阿姨掀了箱子抢到手。骑手不肯，对方对张玉英的恨意突然爆发，拳头密集地落下来，她胳膊被打青了。报警调监控，她非要论出个对错。耽误了一下午挣钱时间，对方耗不起了，赔100块了事。
代送员冯泉目睹了打架过程，伸腿挡住攻击，才中止了战斗。后来张玉英频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负，他说别再提了，有那时间再赚两块钱。
70岁的冯泉满头灰发，来深圳已经30年了，是跑楼江湖中为数不多的男性。他之前在外企工作，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，保安见过他跟老外讲英语。女儿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，后来生了病，家里一直在花钱。他借弟弟的身份证跑了七八年外卖，跑到弟弟也年过55，超龄了。冯泉再想找工作，什么也找不到，“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”。
在福田区和南山区交界的城中村，他租了一个下铺床位，月租600元，8人共用一个洗手间。跑楼的时候他不争不抢，每天挣够80就下班，喝喝小酒，或者到处拍照，拍深圳的公园，一天能走14公里。但照片发到朋友圈，会被人瞧不起是手机拍照，算不上摄影。除了吃饭租房，他还想攒点钱，买个二手的70-200镜头。
原本他独来独往，自从拉过架，很多同行开始找他说话，主动帮他带餐。冯泉经常出现在人少的傍晚，谢明霞接单多，总是待到很晚才走，两人就认识了。看他总被抢单，谢明霞想让一单给他——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，沦落到这儿。没想到骑手生了气，谁也不给了。她得出结论：在外面还是不能顾别人，不然自己也没有了。
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，电动车左奔右突，遇到行人刹车的距离不足半米。个别顾客注明不要阿姨代送，嫌慢。让顾客下楼自取会被骂，但可以试试付给他们3块取餐费，有人就同意了。
在赛格广场，谢明霞已经找到了生存的缝隙。找个隐密的柜子把水壶和雨伞一塞，送餐就能轻装上阵；夏天闷热，她知道马路上有一扇门，既不耽误接单，还能透过门缝吹空调。
没单的间隙，手里的视频电话随时都在接通，另一头是两个孙子。谢明霞往屏幕前递鸡腿、鸭脖，一岁多的小孙子会伸手来抓，往嘴里放，谢明霞乐得哈哈笑，他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面。下一秒有骑手经过，她又响亮地喊一句：有送吗？孙子在屏幕另一端大声回答她：没有！
赛格广场楼下还有一群拉货的女人，了解大厦的每一寸肌理。四川人关小月是其中一个，已经落脚近20年了。最早她跟着十几个老乡到深圳打工，做厂妹，日夜加班，睡觉时间都不够。那也比在山区老家强，家里靠喂猪过活，每天要割很多猪草，全村人都在抢，很难割到，太阳一晒，猪草就蔫了。
那是深圳造富神话不停上演的年代，1998年，马化腾就是在赛格科技园租下一间办公室，成立了腾讯。华强北街道的一位书记说，“这块面积只有1.4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，却走出了50多位亿万富翁。”
当时卖电子产品的大厦里，最火的就是赛格。关小月在这里找到了拉货的工作，没空休息，有货就得送，货梯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。拉货的女人们见证了跑楼江湖的出现——大约十年前，她们聚在树下打牌，零星有赶时间的骑手来问，能不能帮忙送餐上楼，每单给三块钱。玩兴正浓的女人不愿搭理——拉货的活儿一趟30块还干不过来，代送很不划算。
后来骑手们一个传一个，来问的越来越多，加上拉货生意日渐不景气，她们也开始接代送。早期竞争并不激烈，只有拉货阿姨，一中午轻松赚七八十。慢慢开始有外来代送员加入，同样是跑一中午，只能挣到三四十。
广东人王红对外来者是最看不顺眼的，寸土不让，“这里是我们打下来的”。争抢中，她跟谢明霞结下梁子：“她才来多久啊？好像这边是她的地盘，我们去接（单）她还不高兴！我说你算老几？”谢明霞就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“不能怪我那样子的（抢单），都是靠这个吃饭，让了就等于自己没收入”。
如今的代送员中，有赛格广场保洁，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换，直接送餐。有在低楼层卖货的，傍晚送几单，挣到买菜钱就回家。有一对夫妇只在午高峰送餐，老婆同时做钟点工，打扫卫生、帮人煮饭，老公送完餐就去饭店帮忙，一直干到凌晨两点。“兼职做得多，一个月能赚一万多”，口口相传的故事里，主题永远是挣钱。
“今天好像跟你关系特别好，以后回了老家，谁也不认识谁，有什么人情啊？”拉货的女人们当着彼此的面说。疫情之后，她们的生意更加难做，没多少货可拉，中午做代送，其他时间就在货梯对面的通道等活儿，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网络小说，“我们要淘汰了”，关小月说。
赛格广场楼下。
辉煌不复往昔的赛格广场，如今容纳了更多无处可去的人。今年华强北的“鬼市”关了，卖表卖包的摊贩搬进赛格，跑楼阿姨们又多了一个营生。她们左手拿外卖，右手还能拿一张宣传卡片，逢人就问，要不要名包名表？成交一单，能拿到一笔回扣。午高峰仍是老样子，“阿姨们还是要钱不要命”，保安大超说。遇到掰扯不清的事，“良心”两个字常常挂在嘴边。
五月的一天，一个阿姨临时放在电梯口的外卖离奇消失，大超查监控才破了案。原来一个对手怀恨在心，盯着她的行踪，把餐拿走了。在他的印象中，阿姨中最老实的就是张玉英。她送的外卖也丢过，拜托大超帮忙查，事情发生在监控盲区，查不到，张玉英主动赔了钱。
她之前在煤矿上做保管员，跟老伴原本有一笔积蓄，两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7000块。直到儿子要在深圳买房，他们交了首付，剩的钱也被儿子拿去炒股，还欠了亲戚朋友的债。反正付着利息，儿子不着急还，张玉英受不了负债，做代送攒下的，就先还一部分。两代人因为金钱观爆发了冲突，老两口从儿子给租的房子里搬出来，从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，同在一个城市，也极少跟儿子联系。
他们喜欢在晚上送餐，随着赛格广场的灯一盏盏熄灭，竞争对手越来越少，能躲开白天激烈的争抢。下班常是深夜，正好去超市买打折的食物。张玉英的老伴上午在体检机构兼职做眼科医生，下午到华强北跟她汇合。
在老伴原本的计划里，两人积蓄够在南方小城买个房间，再到处旅旅游。但张玉英坚持多存些钱留给儿子，老伴的旅游愿望只能埋在心里，“跟她在一块我都不敢消费，真出去玩她肯定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”。
谢明霞的大孙子上小学后，她离开了赛格，过去帮忙照顾，老伴还留在深圳。等孩子放假，她还打算回赛格挣钱。谢明霞今年52岁，老伴57岁，社保缴费都不够年限，每月保险要交两千多，加上房租生活费，固定支出近五千，怎么也要坚持几年，熬到领养老金。
在深圳，她找过做包装的兼职，老板没要。熟人还给过洗碗的活儿，从晚上9点做到凌晨2点，20块一个小时，听说其他地方25块一小时，她也就没去了。多年攒的积蓄，都用在老家盖房子。但多数时间，她住在赛格附近的出租屋，十平方左右，摆一张上下铺，阳台被改成两块，一块是厨房，一块是厕所。每天出门前，她会给老公冰好一瓶水，此外最要紧的是把垃圾扔掉，不然会招老鼠。
跑楼的时候，赛格广场的楼道里一条广告反复播放：“我相信努力就会是人生赢家”。为了多挣几块代送费，谢明霞就是这样做的——她在系统中不存在的70层高楼里跑得飞快，和飞奔的城市融为一体。
（为保护隐私，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）
图文|姜婉茹
编辑|陶若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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