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滥用三十年：一针见效的「神针」

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处方图源：医生提供

华中某镇卫生院医生徐卫宁，今天看了三十几个病人，近一半处方用了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。

‌‌“几乎都是病人自己要求，说就开上次的针。‌‌”

在刚刚过去的新冠高峰期，徐卫宁所在的卫生所病人骤增，在几天之内从每天三四十直奔两三百。很多老人发热三四天了才来，缺设备看不明白到底有没有肺炎，甚至因为患者太多，连查血都难以保证。

‌‌“在卫生院四年多，‌‌‘感冒针‌’早有耳闻，但我从不主动开。‌‌”徐卫宁说，‌‌“但当时缺人、缺药、缺检查设备，新冠特效的抗病毒药就不用说了，输液器都缺，布洛芬也只撑了两三天。到了什么都缺的时候，就顾不得了。‌‌”

发烧到39℃以上的病人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，徐卫宁和同事尽量了解基础疾病情况，看看血象、胸片。而更多的病人会直接开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。

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通过肌肉注射给药，相比输液大大缩短了病人在院时间；没了头孢、克林，还可以用林可、庆大，药品就显得相对充足；用上安痛定和激素，病人一定能退烧、周身疼痛能快速缓解；足够‌‌“广谱‌‌”的用药，也减少了问诊、检查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。

在高峰中的那几个星期，徐卫宁在现实的挣扎中，还是接受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的一项项‌‌“优点‌‌”。

高峰过去后，徐卫宁不止一次反思过给病人打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，是不是自己的科学意识开始滑坡。但被他形容为‌‌“兔子急了咬人‌‌”的应急措施，却收获了比往常多得多的肯定：‌‌“一位大娘还夸我治新冠比平时治感冒强，年轻人也进步了、有两把刷子了。‌‌”

‌‌“他们（病人）只知道赞‌‌‘感冒针‌’好用、良心医生良心诊所，其实很多都不知道用的哪些药。‌‌”现在应急时期过去了，今年的流感季却让徐卫宁感觉到了空前的为难。

因为新冠时遗留的好印象，要求打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的病人比原先多得多。对此，徐卫宁依然有自己的坚持：‌‌“新冠高峰是一时的，但感冒不是，我不会主动开‌‌‘感冒针‌’。‌‌”

‌‌“当然了，我的坚持不一定有多大用，到了诊所和赤脚医生那里，只会用得更多。‌‌”

其实就算是诊所的大夫，也并非不懂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存在的规范性、安全性问题。‌‌“这个处方不必是呼吸科专家，很多医生看到都会觉得离谱。但所幸也没出过事，就一直用下来了。‌‌”华南某镇诊所医生郑昌林表示。

‌‌“虽然在用，但一般也不会和患者说明这针里都有哪些药。‌‌”

一边劝熟人不要打，一边每天开出十几针

‌‌“患者开玩笑说，诊所医生比我会治病。‌‌”

华北某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延聊起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在基层的使用，觉得情有可原，又十分无奈：‌‌“这一大套药当然会见效，但显然既不规范又不安全。‌‌”

感冒一般分为‌‌“普通感冒‌‌”和‌‌“流行性感冒‌‌”，可能需要且有特异性抗病毒治疗药物的是流行性感冒，由甲、乙、丙三型流感病毒引起。而普通感冒病原体为鼻病毒、冠状病毒、副流感病毒等，一方面尚无特异性抗病毒药物，另一方面免疫系统在3～5 天内就可以把病毒清除。

1972 年广谱抗病毒药利巴韦林问世，‌‌“病毒唑‌‌”这个俗称，让人以为它对什么病毒都管用。事实上，国食药监注[2006]69 号文件已写明：本品适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与支气管炎，皮肤疱疹病毒感染[1]。WHO 现行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提示：‌‌“利巴韦林用于治疗丙型肝炎和一些病毒性出血热的治疗。‌‌”

同时，在WHO 药品不良反应数据库中，利巴韦林的不良反应报告共96353 份（截至2023 年3 月5 日），涉及不良反应23 万余例次。早在2006 年国家药监局已通报警惕利巴韦林的安全性问题，指出‌‌“应对其生殖毒性和溶血性贫血等安全性问题予以关注‌‌”[2]。

因此不论病因和症状，使用利巴韦林无差别治疗感冒，既不规范也不安全。

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中必备的抗生素，更是存在根本性问题：抗生素只对细菌有效，对病毒引起的感冒并无效果。不加区分的给感冒患者用抗生素，对病情无益。

抗生素的诞生曾大大降低了许多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。这样的‌‌“神奇‌‌”作用让人们无比信赖抗生素，我国逐渐成为生产大国后，也使抗生素迅速普及。

2021 年，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发布了中国二级和三级医院门诊抗生素处方合理性大型研究结果。研究纳入28 个省级地区139 家医院的1.7 亿门诊数据。结果显示，近1900 万张（10.9%）抗生素处方中，高达51.4%（968 万张）不合理，能直接判定为合理的仅15.3%[3]。

2 月10 日，the Lancet刚刚刊登了一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所撰文章，提示防控措施调整后，短时间内新冠患者的激增，让我国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很快回到疫情之前，甚至更加严峻[4]。

图源：the Lancet

而在解热镇痛部分，国家药监局曾要求临床应用安痛定务必加强用药监护，建议仅限短期应用、加强血象监测以免因血液系统反应造成严重后果。而很显然在打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的地方，多数不具备血象监测的条件[5]。

另外，安痛定的组分巴比妥还会加快地塞米松代谢影响药效，同时地塞米松本身的使用又有诸多禁忌。2015 年11 月，国家食药监局关于修订地塞米松注射剂说明书的公告中，要求细菌性、病毒性感染者慎用，提醒在选择用药时，应进行充分的效益/风险分析[6]。

这样有问题的‌‌“神针‌‌”，患者要打，医生就不劝吗？

林珍是华东某乡卫生院医生，上周表姑感冒了也来问林珍能不能也给打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。

根据以往的劝说经验，要都解释清楚显然会收获一句‌‌“听不懂‌‌”。最终林珍只能从表姑在意的体重下手，告诉她那针有激素，打了人会胖。而表姑却并未完全被劝服：‌‌“说实话，要是别的医生，我真可能认为是想让我做检查、用贵的药。‌‌”

对此林珍却也能够理解。在乡镇和农村，更多是被生活追着不能停歇的人们。相比缥缈的耐药性、所谓的安全和长期的健康，一家人的三餐、小店里的生意、田地里的活计，显然更迫在眉睫。

因此，林珍每天还是会开出十几个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：‌‌“如果患者说要打，大多数时候我也就不劝了。‌‌”

急速见效的‌‌“神针‌‌”，和不得不担忧的后患

如果仅从症状上看，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的确可以极速见效，才有了患者口中‌‌“神针‌‌”的说法。

华南某县中心医院退休医生肖德望就说到：‌‌“这针确实是30 年前一直用到现在。不怪病人认可，抗生素、抗病毒都是广谱的，安痛定有三个成分，加地塞米松这么一放大，对付头疼脑热就是大炮打蚊子，怎么不觉得好得快？‌‌”

对于普通感冒，《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》指出‌‌“不建议用抗菌药物治疗，且抗菌药物预防细菌感染是无效的‌‌”、‌‌“无需抗病毒药物治疗，过度使用有明显增加相关不良反应的风险‌‌”[7]。

而‌‌“一老一小‌‌”和基础疾病患者，2015 年发布的《特殊人群普通感冒规范用药专家共识》，提出同样无需使用抗病毒药物、抗生素使用应遵循指征，同时对安痛定的使用风险做出了警示[8]。

针对流行性感冒，现行2020 版诊疗方案明确要求：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，仅在有细菌感染指征时使用；非重症且无高危因素者，应充分评价风险收益，考虑是否给予抗病毒治疗；合理选择退热药物，解热镇痛药物仅在高热患者中明确需应用；除重症急性坏死性脑病患者以外，均未推荐糖皮质激素[9]。

国家药监局也曾发文提醒抗炎、抗感染药物需合理应用，普通感染最好不要使用抗炎药物，如地塞米松等，以免掩盖病情[10]。

不论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，都有不同程度的自限性，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对症状立竿见影的消除效果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象。对于健康状况良好的人，一年一两次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或许不足以让个人体会到危害，但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患者，却已经开始尝到苦果。

54 岁的陈兰芬患有支气管哮喘等基础疾病，上了年纪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打得多了，渐渐自觉出现了其他问题：‌‌“原来一两针就好，现在咳得越来越久。背上还总长疖子，这脸和肚子也越肿越厉害。‌‌”

直到被女儿拖去县医院看病，医生说病因很可能是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，她才意识到自己眼中的‌‌“神针‌‌”是罪魁，卫生所不给开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的医生，并不是在吓唬她。

如何治感冒，医生和患者都有各自的意愿和为难，让大有问题的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，在基层的应用有了肥沃土壤。

陈延对此谈到：‌‌“和基层医生、患者交流时，不得不感慨‌‌”感冒针‌‌“真的很受认可。患者认可，医生也缺少改进的动力，或许只有从制度上监管才能立竿见影。‌‌”

‌‌“‌‌‘感冒针‌’的危害更多在安全性和公卫层面，所以老百姓个人总觉得不会立时三刻应验在自己身上，甚至认为劝阻他们打针的医生有私心。‌‌”肖德望这样理解‌‌“感冒针‌‌”拥有的口碑。

与此同时，他也在前两个月的新冠疫情中，看到了变化的可能：‌‌“新冠疫情推动了基层设备和药物的普及。继续让患者需要承担的检查和药物费用降下去，用得起、也用得到药，如果监管制度能配合上，这很可能就是个东风。‌‌”

患者的口碑因为不懂，医生的选择源于现实。无论是用规范来管理，还是用宣教来引导，都需要时间，但也不容停步。

致谢：本文经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、延安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高宏飞专业审核

参考资料：[1]www.nmpa.gov.cn/xxgk/ggtg/ypshmshxdgg/20060221010101401.html[2]www.nmpa.gov.cn/xxgk/yjjsh/ypblfytb/20061117010101866.html[3]Zhao H, Wei L, Li H, et al. Appropriateness of antibiotic prescriptions in ambulatory care in China: a nationwide descriptive database study. Lancet Infect Dis. 2021;21(6):847-857.[4]Wang Z, Yu M, Lin L. The emergi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crisis during the COVID-19 surge in China [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, 2023 Feb 10]. Lancet Microbe. 2023;S2666-5247(23)00038-1.[5]www.nmpa.gov.cn/directory/web/nmpa/xxgk/yjjsh/ypblfytb/20030901125601660...[6]www.nmpa.gov.cn/yaopin/ypggtg/ypqtgg/20151120120001868.html[7]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, 林江涛. 普通感冒规范诊治的专家共识[J]. 中国急救医学 2012年32卷11期, 961-965页, ISTIC PKU CSCD CA, 2013, 51(4):330-333.[8]特殊人群普通感冒规范用药的专家共识[J]. 国际呼吸杂志, 2015, 35(1):5.[9]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0-11/05/5557639/files/74899af960ff4f228e...[10]www.nmpa.gov.cn/xxgk/kpzhsh/kpzhshyp/2017102617360156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