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 2017 年在一个老红军的生日宴上认识张永利的。那时候他还是 “张总”。他递给我的金黄色金属名片四周，有着镂空的祥云雕刻。名片上的文字则是另一种黄色，“XX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”“董事长”，两部手机号尾数一个 11111，另一个是 55555。
那一次，他穿着灰色戗驳领双排扣西装，系着彩虹色领带。他转身时，我瞥到了他的爱马仕腰带，“您这腰带不错，是向恒大许总致敬吗？” 他听后大笑，“还是记者会说话，致敬这词儿用得好。” 那之后，除了逢年过节的微信问候外，我们鲜有联系。
张永利入局房地产是在 2015 年前后。
当时，中国房地产业正处在从趋冷到回暖的转折点，“3・30 新政策”、降息降准、地方解除限购…… 一系列政策释放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信号，房价开始回升。
由于房价回升太快，当年 12 月中旬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“化解房地产库存” 列为 2016 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。这是 20 多年来，该会议首次直接 “喊话” 鼓励开发商降价。但泼天的房价根本刹不住车，2016 年北京北四环附近某小区的二手房，三个月内报价从 800 万飙到 1200 万。
彼时的张永利和 3 个朋友共同拿出两亿元，在一个省会城市成立了地产公司。其中，张永利投入了此前从矿产挣下的 1.5 个亿，属于出资最多者，理所当然成了董事长。在此之前，他从未涉足过地产行业，只知道这行来钱快。
他的两个合伙人此前都从事房地产。他们告诉我，和张永利是在饭局上认识的，也找他拆借过资金，觉得张永利 “很实在”，这才拉着他一起入了地产局。
父母不同意张永利的决定，妻子吴秀华也提出反对。在他们看来，一家人衣食无忧，何必涉足一个风险大且并不熟悉的行业呢？张永利则铁了心要做。
他在当地买了两层写字楼当办公室，总共 2000 多平米。这其中，他一个人就占了半层，仅是一扇金黄色的防盗门厚度就有 60 厘米厚，房间内酒吧、练歌房、麻将室、台球厅、高级套房、室内高尔夫等一应俱全。
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，是给一个地级市做城中村改造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将城中村拆迁后，腾出的 100 亩地皮，一部分建回迁房，一部分建商品房。由于张永利的地产公司在省城成立，他去地级市搞开发，属于被招商引资过去的。当地领导承诺说，开发商负责拆迁安置，政府负责搞定土地招拍挂。
初涉房地产行业的张永利有些拿不准，他问领导，“招拍挂不是有不确定性吗？” 领导打着保票，既然把你招来了，就有办法让你拿地。
项目真正启动起来，张永利意识到，开发房地产确实得投入很多。例如，领导让他们负责的 “拆迁安置”，得由开发商出资给村民盖房子，且交房时是简装状态。他们做了个预算，算上拿地，整个项目投入不会低于 10 亿，利润大概有 2 亿左右。
张永利这才发现，早年开矿挣的那些钱，在房地产行业，扔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见。
但排场总要摆足。2017 年，他花 300 多万买了辆迈巴赫 S600，以每月 3 万元的价格雇了一个叫刘普的退伍军人当司机。刘普在部队给领导开车，“很懂事”—— 张永利上下车，他会自觉地开关门；下雨时，会在张总下车前举着伞候在外面。他还有着一个司机最基本的素养，不该问的绝对不问，不会将张永利的任何秘密走漏出去。
起初，张永利想用自有资金搞开发，两个合伙人笑话他，说哪有开发房地产自己掏钱的，出去融资就可以。其中一个人教育他，“房子不是房子，是金融产品。”
当时，张永利觉得有道理，“我把自己的钱投到地产的话，其他生意可能会转不动了。何况，大多开发商都是玩空手套白狼。” 接着，他和两位合伙人开始谋划前融。所谓前融，就是房地产开发前的融资。这个时候，因为还没取得土地，他们无法获得银行的低成本资金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能找其他机构。
凭借原本还算雄厚的资金，没费多少力气，一家信托机构愿意给他们融 3 个亿。在做了三方担保、资产质押等手续后，这笔钱到了张永利这边。此后，三人又通过其他方式，总共融到 8 个亿。
钱到手后，就开始拿地。拿地过程像是演戏，张永利记得，有人找了几个地产公司参与了这场假竞拍，地块最终毫无疑问地由张永利的公司竞得。那块 100 亩的土地，每亩 700 万，光土地就花了 7 个亿。拿下土地证，张永利赶紧安排人去银行贷款，还掉了部分前融资金。紧接着，回迁房和商品房同时开工。达到预售条件后，房子开始预售。收回来的钱，用来还银行的贷款本息。
就这样，张永利参与的第一个地产项目，进行得还算顺利。
他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也密切起来，他的办公室成了领导们的 “后花园”。有领导一开始不敢去，路上就嘀咕，能不能不去，合不合适。去过一次后，带着醉意问张永利：“张总，以后我还能来吗？” 张永利通常的回答是，这儿以后就是您家，“我给您在密码锁录个指纹”。
也有人为了避嫌，坚持不上楼，张永利就把他们带到那家会所。所谓的会所，其实是一家没挂牌的 “茶社”，但平时不卖茶。它只有四个包间，每间约一百平米，分别用梅兰竹菊命名。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张直径超过三米的硕大红木餐桌，桌子外沿刻着九龙戏珠。房间一侧的墙壁上都挂着四米多长的山水画，落款是中国当代国画艺术大师关山月，真伪难辨。张永利最喜欢一个叫 “兰亭” 的房间，他觉得 “兰” 是 “君子兰”，意味着和他吃饭的人都是君子。每次来会所，张永利和他的君子们，不算酒水，仅用餐花费就在万元以上。
低调又懂事的张永利深得领导们喜欢，后者不仅在项目上给他关照，张永利的父母去世时。还有领导带队去他老家吊唁、送花圈，让他赚足了面子。
凭借和领导的关系，公司在首个项目没完成的情况下，又同步在某市下辖的 3 个县里搞起地产开发，每个县做了一个楼盘。张永利也便坐着他的迈巴赫 S600，穿梭在这座城市和他的四个项目中。车子带给他的安全感，微妙而确切。
第一桶金
张永利一直喜欢车，他接触车的时间也比别人都早。
由于父亲早年是一家国营机械厂厂长，厂里给配了 “吉普 212” 汽车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别说家属院里有辆轿车很新鲜，就连在大街上，轿车也算稀罕物。
张永利幻想着能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—— 每次下车，总会有司机在一旁开门。
他是家中独子，父亲对他很看重，一直希望他能读更多的书，“继承” 厂长的位置。但张永利对上学没兴趣，初中刚毕业，他就不读了。通过父亲的运作，他进了机械厂，并在 3 年内，从一线工人干到了科长。在父亲的庇护下，他拥有司机的日子，似乎指日可待。
雷声隐隐，未知来临，1990 年刚过，厂子的生意肉眼可见差了起来。
工人们陆续下岗，哪怕厂长的儿子也未能幸免。1998 年的一天晚上，父亲告诉他，厂子要被重组改制。父亲劝张永利买断工龄，另谋出路。至于这位厂长本人，也很快退休，那辆吉普车被收了回去。
28 岁的张永利没时间沉沦，更没时间躺平。他见过世面，脑子也活泛，1999 年，他决定跟人合伙开矿。
上个世纪 90 年代，矿产炙手可热。坊间时有传闻，只要矿上不出事，一年少则赚几百万，多则几千万都不算难事。尽管官方对矿产开采有着严格规定，但很多人甘愿冒险违法开采，张永利就是其中之一。
“啥证都没，手里有人就可以。” 张永利说的 “人”，是指年轻的打手。
他参与的铁矿位于一个山区县，算上他一共 5 个合伙人。最初做这件事时，每人拿出了 100 万元。张永利那部分钱，是找父亲借的。出身还算优渥的张永利知道门面的重要性。为了装门面，他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，并从老家找了个亲戚给他当司机。
由于没有证件，他们只能在下午六点之后开采，一直干到次日早上六点。
噪杂的开采声和轰隆隆的卡车声，难免招致周围村民的举报。但凡有举报，矿主们会先安排人去送钱。送钱不好使，打手就会上门拜访。
“老百姓很好对付，有关部门才难对付。” 张永利讲起挣第一桶金的经过，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，“因为我们没证，有关部门三天两头找过来。他们也不进门，保安通报一声，我赶紧下去接待。” 他谙熟 “接待 “流程 —— 先喊哥，再递烟，数数来了几个人，每人送上 1000 元。“哥哥们” 也都给面子，说是除了国家大型会议、活动期间不能开采，其他时间都可以动工。
开矿的利润有多大？张永利大致算了一下，按照当时铁矿价格，每吨能卖 160 元左右；他们改装的重型卡车，每车最多能拉五六十吨。这意味着，单车大概卖一万块，利润三四千元。每晚一般能拉几十车，基本上一个晚上赚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。
30 岁的张永利迅速挣到了人生第一个 100 万，成了 “张老板”。他的车子也从帕萨特换成了奥迪、奔驰、悍马，司机从 1 人变成 3 人。但比起 “张老板”，他更愿意被叫做 “张总”。
几年后，随着国家对非法开采的打击力度加强，他们的风险越来越大。害怕出事，张永利提前退出铁矿开采，并办了正经手续，独资开采起了硅石矿（玻璃原料）。硅石生意比铁矿更好，他先后做了三个硅石矿。到了后期，张永利又买了两个金矿，并投资了几座私人加油站、十几个大药房以及几十间商铺等。
2015 年，张永利 44 岁那年，总资产已经超过了 20 亿。他买了三个独栋别墅，11 套 200 平米以上的房子，分布在不同城市。
对彼时的张永利来说，钱只是个数字，是个抽象的概念。他喝着每克 100 多元的岩茶和茅台年份酒，宴请着一拨又一拨的领导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惦记着扩大生意门类，挣更多的钱。而彼时可以用 “疯狂” 二字形容的房地产，成了他的首选。
还债
开矿时的好运气似乎没能转移到房地产身上。
搞了四五年开发，张永利的四个地产项目中，位于市区的那个总算搞完了，房子卖得也还不错。可公司会计一算账，根本没达到预期 2 亿左右的利润，甚至连 1 亿都没有。
“比如，一万一平方米的销售价格，大几千块是土地费，小几千是前期报建、税费，以及其他费用，再加上销售、管理等成本，最终算下来，每平米赚不了多少钱。” 张永利愈发觉得房地产对他来说像是玄学，看着赚钱，其实没赚多少。他也慢慢理解了合伙人之前告诉他的，“房子不是房子，是金融产品。”
还有三个项目压在手里，导致他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。那些年，张永利几乎天天在找钱、还钱。公司外债长期处于 10 亿左右。有关钱的问题上，两个合伙人透露，虽然他们也出过力，但筹来的资金可以忽略不计。“实在” 的张总倒也没过分要求过他们。
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，做生意就像是玩 “叠叠乐” 的生存游戏，下方的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撼动原本摇摇欲坠的结构，而个人的作用在此时显得微不足道。
张永利的危机是从 2020 年开始的。
中指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房地产 2020 年市场总结及 2021 年趋势展望报告》显示，2020 年一季度，在疫情冲击下，新建商品住宅市场交易量明显缩减。张永利分布在三个县里的项目，也多少受到影响。
售楼部大门紧闭，没人买房子，二手房也卖不出去。张永利公司此前 “拆东墙补西墙” 的融资模式被打破，三个已完成的主体项目很快停工，整体销售量也只有五分之一左右。停工，意味着失去了盘活资金的能力，只能被市场宰割。他想过靠手里其他项目去救地产，可担心风险太大，不敢拆借太多。
紧接着是催收。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催收，来自某担保公司，本息加起来共 1.8 亿。张永利的第一反应是，用其他生意的钱来应急，但很快又想到，这笔钱付出去后，自己可能就身无分文了。他决定拖。
拖下去的后果，就是这家担保公司起诉了张永利。很快，信托、私募、银行也来催收了。张永利公司欠下的本金、利息、逾期利息等，加起来共有 12 亿左右。当律师函、催收函等纷至沓来的时候，他开始将硅石矿、加油站全部出手或易主。
下一拨来讨债的是建筑商、承包商和劳务方。此时，张永利开始变卖名下大部分不动产和车子。卖掉几乎所有家当后，他提出离婚。站在民政局门口，吴秀华冷静地说，“孩子跟我过，其他的，你自求多福吧。” 最终，张永利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了一套 200 多平米的住宅。
“他太能折腾了。” 对于这段婚姻，吴秀华的解释是，张永利不管有钱还是没钱的时候，都很少回家，两人更是早已没了感情，“家对他来说，只是旅馆。离了反倒轻松。”
忍痛将最后两个金矿出手后，他勉强还清了债务。
实际上，相比债务，张永利更大的压力来自买房者。三个停工小区共涉及 1000 多户业主。他们出了钱又住不上房，积蓄已久的愤怒足以将张永利吞噬。业主们先是堵售楼部，后来又去堵政府大门。每到这时，张永利和合伙人就会被有关部门叫去拿解决方案。所谓方案，就是找钱复工。三个人面面相觑，谁也找不来钱，就随意给业主们承诺复工时间。
到了时间没复工，业主们再去堵门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“没办法，就拖着。” 张永利没有钱，也没有复工的能力。他甚至没有了从前的光鲜和傲气 —— 他摘下江诗丹顿手表，戴上 200 多元的小米手环；卖掉迈巴赫，换上二手哈弗 H6。他辞掉了月薪 3 万的刘普，又把那个豪华办公室卖出去筹钱。
没有房子住，他就去租房，也想着能躲躲那些业主。但业主们没放过张永利，他们偷偷在他的车上装定位，隔三差五往车上扔粪便。有几次，张永利打电话报警。警察每次出警都表示，一定会调查，但再没下文。
警察的态度倒是让张永利很受用，他们管他叫 “张总”。这个称呼，他过去天天听，自从成了 “无良开放商” 后，几乎没人这么称呼他了。从前时常 “泡” 在他办公室的领导们开始管他叫 “小张”“张”，业主们则叫他 “骗子”“张骗子”“张无良”。
到了 2022 年，张永利终于因为一些官方政策，得以让项目顺利复工。由于三个项目的主体早已完成，复工一年后，基本达到入住条件。
张永利心里最大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这时的他没有什么大的欠债，但也一无所有了。
“张师傅”
50 来岁的张永利没了 20 多岁时的心气。他想过东山再起，但把足疗店、采耳店考察一圈后，都放弃了。那些投资对此时的他来说都太大，他拿不出钱。
“张哥，要不你也开专车吧。跑得好的话，每个月能挣一万元。” 失去那份月薪 3 万元的工作后，刘普到省城当起了专车司机，他对张永利的称呼也从 “张总” 变成了 “张哥”。
这一万元，放在以前，对张永利来说就是一顿饭。可现在，意味着可以生活下去。
他决定接受这个建议。2023 年 10 月，张永利回到省城。
省城对他来说，既熟悉又陌生 —— 他的地产公司注册地在这里，交际圈子也在这里。但这一次，他成了最底层的打工者。他在开发区一个相对偏远的小区租了一室一厅，每月租金 1400 元，距离刘普租住的房子相隔几十米。
刘普告诉我，之所以帮张永利，是因为 “张总” 早年对他不错。更何况，他并没有像一些开发商那样，交不上房就直接跑路，“已经很有良心了”。
成为专车司机不难。先下载专用平台，按步骤操作后，留下自己的电话。很快，区域客服与张永利联系，通知他到一家合作的汽车租赁公司培训。培训内容以科目一为主，同时也涵盖了辖区内旅游景点分布等。
完成培训，再通过考试，张永利取得了开网约车资格。直到这时，他才被要求买车。
平台对专车要求是 B 级轿车（车身轴距在 2.7 米至 3.0 米之间），价格一般在 15 万元以上，且必须是新能源。张永利看中了一辆比亚迪，落地价 24 万多元 —— 此前，他极少开这么便宜的车。
张永利手里只有 3 万元现金。他鼓足勇气找到当时一个开矿的朋友，提出借 30 万。朋友问他做什么，他说去开网约车。朋友没再接话，直接让张永利发个定位给他。很快，朋友开车给他送了 30 万元现金过来，借条都没打。
“不怕我还不了？” 张永利开着玩笑。对方表示，“大家都是朋友，你帮了我很多。要真还不了，我就当丢了一块手表。这事你心里记得就可以。”
2023 年 11 月，张永利正式成了专车司机。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露着半截方向盘的照片，配文是 “为了生活，我也可以当司机”。坐在比亚迪里，他偶尔也会怀念迈巴赫，“一进迈巴赫，觉得自己是大佬。一进比亚迪，就觉得自己是司机师傅。”
这次再见面，我问起了他的 “许总腰带”，他大笑，“早不知道去哪了，晦气。”
开专车，公司要求穿正装，对衣服品牌和质量没要求，但领带得买公司的，15 元一条。张永利想省些钱，他从衣柜里翻出一身曾经定制的西装，上衣和裤子加起来 2 万多元。
刘普告诉他，如果想月入一万元，每天至少得跑 12 个小时。于是每天早上六点多，张永利就从床上爬起来，准备出门 —— 以前做开发商的时候，这个时段他甚至还没有睡熟。
接第一单时，张永利有些紧张。他在家反复练习着那句，“您好，欢迎乘坐 XX 专车。” 快到目的地时，又下意识看看肩头有没有掉头皮屑和碎发，生怕给对方留下不好印象。
那之后，“张总” 变成了 “张师傅”。每次乘客上下车，他都会毕恭毕敬地站在车子右侧，给乘客开门。下雨时，自己先冒雨跑出来，给乘客打伞。按照公司要求，除了和行程有关的话之外，司机不能主动和乘客搭话。
他对钱重新有了概念。按照张永利的说法，专车因为价格高，单子没那么多，一天 12 个小时能接十几单，就很不错了。预约单的价格要高些，所以他会努力接一些预约的单子。一般情况下，平台对每单车费的提成是 20% 左右。虽说车费实时到账，但每周只有固定一天能提现，一个月能提四次现。
头两个月，因为经验不足，他每月收入六七千元。刘普给他传授经验，告诉他接单的黄金时间和地点后，张永利的收入总算稳定在了一万左右。实在没单子的时候，他和刘普就把车一前一后停下，站在路边抽烟 —— 担心会被乘客投诉有异味，他从来不在车里抽烟，甚至连葱蒜都不敢吃。一旦被投诉几次，司机就会从全时段接单，变成分时段接单，生意直接受到影响。
也会有房地产老板打到他的车。张永利恪守着不搭话的原则，有一次，他听到乘客对着电话那头说，“现在真没钱，你弄死我也没钱”，他踩着油门，心里偷笑。
一段时间过后，张永利觉得，这样的日子安静又简单，倒也还惬意。除了刘普，他又认识了几个司机，收车后，偶尔聚餐。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是做什么的，大家聊的最多的话题，除了孩子，就是房子。
不久前，一些城市下调房产利率和首付，饭桌上，有人提起，“以前买房子真是亏大了，你说那些开发商，咋心那么黑？” 张永利没接话，只是大口嗦食着眼前那碗西红柿鸡蛋面。
他的内心仍然焦灼 —— 他在等着房价涨起来的那天，也还准备靠着那些没卖完的房子翻身。一时半会儿翻不了身，就意味着他得继续开车。按照平台规则，专车只能开 6 年。6 年后，要么换车，要么转为快车，“我今年 53 岁，再开 5 年，到时候 58 岁。” 张永利觉得，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即便还想开车，年龄和身体也不允许了。
他偶尔也担心遇到熟人。2024 年春节前，一个衣着考究的男人上了车。没几分钟，乘客突然开口，“你这大老板来体验生活了？”
张永利吃了一惊，打量对方半天，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
乘客说，自己是做服装生意的。一眼看出张永利这套西装是定制的，价格不菲，以为他是来体验生活的大老板。那天晚上 7 点收了车，张永利跑到批发市场，花 400 元钱买了一套劣质西装。那套定制西装，被他挂到柜子最深处，至今没有拿出来。
（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，文中所涉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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